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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教育科学（ID：gh_eb21fe92e1bc），作者：叶延武　张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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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强国；中西文化交会；融合创新；世界教育中心

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到19世纪中叶就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西方列强入侵，国门洞开，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外部的“强烈冲击”导致中国知识界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本能反应”。中国原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遭受重大创击，中国人民在屈辱与斗争中，始终不懈地探索救亡图存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新的时代，世界急剧变化和科技迭代更新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社会转型和人类文明迫切需要教育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担负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在特定的变革语境中考察近代中国改革先锋及其响应者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探寻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下的教育现代化及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教育强国之路，分析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旨归，为中国教育“走出去”并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提供前瞻的视野和有益的启示。

01

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广泛的中外交流传统与成果。徐福东渡，张骞“凿空”西域，法显、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笔下的“赛里斯”，马可波罗、利玛窦、马戛尔尼等人的“华夏之旅”等，交流来自纯粹、平等而自主的人类求真意志的文明初衷。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开始与军事殖民、宗教传播等绑定，以文化渗透及市场开拓为目的，对中国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教育体系等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起初，中国官僚及士大夫因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荣誉感，对西学产生极大的排斥及抗拒情绪，使守旧派长时间主导舆论，拒绝接受西方文明。但鸦片战争破除了“天朝上国”的迷思，局势日益严峻，有识之士不得不主动或被动接受西学，认知随之变化，从“西学中源”逐步发展到以“体用之辨”来定位谁主谁次的阶段。

一般说来，“体”谓主体，主要是指核心理念、价值观和思想原则；“用”意谓功用，主要是指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体用之辨”中，主要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辜鸿铭的“中体中用”论，在保守传统基础上进行循序渐进的文化扩展；胡适、陈序经的“西体西用”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基本否定态度，主张“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等。

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核心地位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中学”思维下的先声，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内心固有的民族文化自信与实用主义态度。17世纪的“西学中源”说认为，“西学”本源于中国，因为后人失传了，才“使西人得以窃其传”。中国人学习“西学”不过是本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以此来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共通点，缓解中西文化冲突。梁廷鰓认为西方的大炮来源于中国的地雷，王韬阐明西方制造轮船的技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祖冲之，黄遵宪考证西方的自然科学源于《墨经》，西方的民主制度源于墨子的“尚同”思想。他们极力证明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古代体现久已，为学习西方的合理性提供依据。

“中体西用”在“西学中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质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主张中国传统体制及文化处于统治地位，吸收和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经济军事外交，以求自强求富。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重臣实行一系列军事工业、现代民生制造业、商事经济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鼎力外语类、海军类、航运类等教育领域的拓展。其中以同文馆为代表的新课程、幼童留美为代表的现代留学运动、翻译外国书报与允许民间办报，为近代中国提供了传统科举无法给予的新型知识交流与人才产出场景。

为了解“彼族之举动”，林则徐“睁眼看世界”，提倡发展世界地理学、外国公法等新教育，魏源、郑观应、冯桂芬密切关注西方文化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特别是对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实际效益，通过学习和运用西方的先进成果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教育首次将外语列为第一大洋务新课程，设立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上海方言馆等，教授西方语言、科学、工程、军事等知识；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开创了实用与训练科等新课程，传播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科学知识；政府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在旧有书院课程里自发加入“西学”，地方开设洋学局，正蒙书院、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等新式学堂相继创办，开创近代教育风气之先，是新教育的关键一步，吸引着后来者去追寻探索。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教育在内容、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当时封闭的帝国吹进了一股新风，颇富轻贬色彩的“夷”字被“洋”“西”“外”所取代，翻译西方作品不再被认为“大逆不道”等。遗憾的是，受所属体制与文化的局限，“开洋学及请设特科”以变革科举制遭受强烈抵制而举步维艰，并未真正撼动教育落后的根本局面。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局，“中体西用”下的洋务变革虽以甲午战败收尾，但为后世培养了容闳、严复、张伯苓等时代精英人才，他们在国家蒙辱时艰难探索，在各个领域效力国家。其文化调适路径也影响后人重新审视文化主体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思考如何盘活本国文化对抗西方文化的新话题，引发不同文化教育选择观的学术讨论。

文化民族主义的坚守。在近代中国历史变革中，文化民族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开展经济、军事等社会变革不足以唤醒民众，且为了应对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播引发的信仰危机，众多思想家和教育家尝试通过振兴本土文化推动教育革新，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促进社会历史进步。

康有为提出“立孔教兴新经学”，试图在传统儒学基础上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需求，寻求文化复兴。严复、梁启超等人则借助报刊《时务报》等，提倡民族国家主义新思想，强调“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将教育视为培养爱国爱民精神的关键，通过民德、民智、民力的提升，在文化层面夯实国家强大之基。章太炎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动种性”，期待通过文化自信来增进爱国热情。他们从本国历史入手，构建中国民族国家的属性，重视发展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等新学课程，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国民教育的革新也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实践，一些学者通过白话文运动推动知识的通俗化，积极传播新知，让更多民众能够接受现代思想。这一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民族自信的觉醒，“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概念逐渐形成并被广泛接受，为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续的文化繁荣积累了宝贵经验。文化民族主义的坚守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完全否定，而是既包含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也强调有选择地吸收、融合和利用。

世界主义思潮的追求。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拥抱世界文明是中国近代学者创造新文化、新教育的鲜明态度。改革先锋们大多是留学精英，他们将中国置于世界体系之下，以西方新思想、新名词为表达工具，利用《新青年》等刊物广泛传播，积极推进世界化的文化教育、文学革命，文学创作新意迭出，思想启蒙蔚然成风，极大地解放了个性，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蔡元培1912年作为国民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发表《新教育意见》，其教育主张汲取了西方康德哲学美学概念，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第一次将教育改革引向“世界观教育”与“美育”。后来在出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美育即自然的美和美术的美，着力价值观教育，指出学习不仅是为了入世，而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不管是理科还是文科，都有美的一面，引导知识分子改变学风。胡适等深受杜威“教育即生活”理念的影响，要求教育应与生活紧密结合，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对个人自由的培养。他以世界文化的眼光比较东西方文化，赞赏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性，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推动西方文化的输入。

蔡元培、胡适等人广泛吸纳融合西方文化，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教育变革实践，不仅广泛参考西方教育思想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还在学制改革方面仿效美国“六三三制”，教育方法也转向实验美国教学法等。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是说既要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对时代潮流有敏锐回应，也要秉持优秀文化传统，对文化根脉有清醒坚守，唯其如此，才能建立起一种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文化体系。这一时期的探索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新文明的积极接受与融合，以开放的心态引入西方先进理念，满足了当代青年个人情感及思想诉求，培养了一批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新青年，丰富了教育现代化的内涵。

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和行动均指向中国社会苦难现实，但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思想，都只是发生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教育改革实践，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者瞄准广大的工农阶层，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文化教育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与行动指南，开启了教育改革的新篇章，推动教育向更加公平、科学、全面的方向发展。

文化教育思想的交流不应是简单复制或模仿，而要通过转化，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丰盈和深化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及“魂”“体”“用”等文化转化发展三元模式，突破了传统“体用”的二元构架。文化发展依据的标准主要为可否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符合社会历史进程的需要，是否能够适应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改造。

20世纪初，中国迎来了第一次留学热潮，留学生大量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学习先进文化和技术，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新纪元。1919年以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远赴法国，辗转苏联，学习新思想、新知识，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其杰出代表如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蔡和森等。他们结合革命的具体实践，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真正实现教育“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扭转中华民族命运和中国现代社会的核心思想，它不仅提供了教育的哲学基础，还影响着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等，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还包括思想品德、审美和劳动能力的培养；倡议教育内容应当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主张教育机会均等，教育的公平正义是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前提；教育评价应当全面和多元，不仅评价学生的知识掌握，还要评价其思想品德、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应积极发挥教育的力量等。这些教育思想为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围绕着民族复兴的使命，从以经学为主的科举制度到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进行了众多路径的改革探索。每种探索实践都是基于对时代局势的认识，都有时代的必然性，其为继往开来的新教育、新模式和新倡议奠定基础，共同衍化成独立自主且融入世界的教育发展格局。

02

强国必先强人，强人必先强教。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导和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强国。只有把教育强国置于全球坐标中才能真正找准定位，也只有把教育强国置于全球合作中才能切实结出硕果。因此，擘画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教育图景——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旨归，是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新要求，也是当代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现代化”一词来源于西方，是与传统相对立的概念，是“先进性”与“科学性”的代名词，一般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与方向。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经从“体用之辨”到“吸纳融合”再到“创造性转化”，其语境自有其“历史性”与“本土性”，即基本上不离中国之“体”与民族之“本”。这种语境发展至当代，本身被重新赋予“中国的”情境性限定条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中被理解与运用，并逐渐获得新的话语内容，在与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的现代化”的战略思想，这一愿景构想引导时人不断进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逻辑表明，不能囿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窠臼，而应基于国情主动探求发展。世界教育中心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中国式”，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教育基因与世界优秀教育成果的有机融合。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根本保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前提，以教育促进全世界人民幸福生活为伟大目标，超越世界教育中心建设的预设性与普适性，充分体现历史主动和国家根基，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自信自立、自主自为的教育发展之路。

“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这一趋势深刻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的教育传统与全球化时代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延续和升华，是东方文明大国对世界教育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教育智慧的时代回应。中国曾长期处于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地位，春秋时期孔子的“有教无类”，全球最早标准化人才选拔体系的科举制度，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书院制度的学术自由探讨等，这些塑造了中国“重教崇文”的社会传统价值观，形成了成熟的“教育—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机制。在这一机制的推动下，唐朝（618—907年）国力傲视群雄、经济蓬勃繁荣、文化灿烂多彩，不仅推动中国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巅峰，还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宋代的汴梁（开封）、临安（杭州）也是当时世界学术交流中心，吸引着韩国、日本、阿拉伯等国学者来华求学。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华帝国通过教育实现的精英流动机制，是其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保障。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近代文化教育改革探索彰显“觉醒的雄狮”的巨大能量。教育改革虽然具有被动性，却孕育了中国教育向现代化转型的基因。20世纪的中国科学发展一穷二白，叶企孙、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务实求真，怀着“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绝不能在现代文明中立住”的抱负，潜心科研，推动中国科学在国际舞台上逐步走向中心。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模式与本土实践的结合，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国绵延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及实践与实现中华民族文明现代复兴之间，成功构建起“以教育强国家之文化”与“以文化强国家之教育”的深层逻辑。延续历史传统，中国教育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文明基质，通过持续的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互鉴，形成了文明韧性与创新活力兼备的教育发展态势。

建设世界教育中心是我国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了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重点在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三方面提出了要求。我国审时度势、主动作为，促交流、纳人才、兴科技，将世界教育中心建设纳入教育强国建设的整体框架，推动中国教育从借鉴、追赶走向独立、领跑，对全球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变革发挥更加强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世界教育中心作为一种流动趋势，随着世界各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兴衰和历史变迁呈现波浪式前进的特点。近代以来世界教育中心转移的顺序依次是意大利（1410—1530年）、英国（1600—1750年）、法国（1650—1830年）、德国（1770—1830年）、美国（1830年至今）。它们成为世界教育中心，具体表征为经济中心促进教育中心的转移、教育体系发达、教育普及程度较高等。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不断东移，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教育的投入和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均居全球前列，在科研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研论文产出国之一；中国已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普及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科技创新力、制度型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为我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和现实可能。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建设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强国战略，要遵循主体性与独立性、多元化与差异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践行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逻辑，持续产出富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文化范式、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创造兼具东方智慧、天下情怀的现代教育。

主体性与独立性。民族主体性与独立性是我国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根本原则。教育强国建设历经重教兴学、教育救国、科教兴国和“三位一体”的不同阶段，体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及强劲生命力。数千年传承造就的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文字体系、经典文献与文化教育传统。在近代，中国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屈辱历史，中国文化教育无法实现真正独立，但始终有一股力量即坚守文化的民族根基，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积蓄民族觉醒力量，认同国家核心价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道路根基得以筑牢，创新空间得以拓展，文化教育的主体性得以巩固。在全球化的互动中，主体性与独立性是彰显文化教育特性、提升文化教育竞争力的关键。道路从来不是唯一的，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也不止一条，更不能简单地等同西方化。中国的教育强国建设和世界教育中心建设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唯其如此，中华文明方能凸显本土价值，在多元文明中保持独特性，超越世界性，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多元化与差异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多元文化教育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是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每种文化教育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也会受到异质文化教育的影响，进而发生交融与变革。近代中国，新式学校的开设，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课程开设等教育要素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文学经典也经由西方传教士被介绍到西方，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促进了不同教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中西教育的共同进步。因此，不断丰富中国文化教育的内涵，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竞争与互动中，输入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教育要素，以利他性输出我国的教育价值、教育方式，进一步增强其吸引力与竞争力，丰富世界教育形式，提升中国在世界文化教育格局中的地位。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教育发展应与当代经济社会和最新科技进展融合。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具有历史延续性。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等，堪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早期尝试；五四时期，知识先驱呼吁“教育救国”，强调教育与科技、人才的紧密结合。如蔡元培在北大的“兼容并包”治校方略，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科技创新。“一个国家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成为科技中心，一个国家先失去教育中心的地位而后失去科技中心的地位。”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是世界科学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的基本规律，强国建设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引领，才能真正实现人才强国和文化强国。

践行人类共同价值。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时空维度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主流文化以及面向未来的全球文化。它既立足“中国之中国”的传统根基，又在“世界之中国”的语境中展开。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要放眼世界，准确定位其在世界文化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实现文化教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赋予中国方案与文化力量。从“三个面向”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确立，应始终践行积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致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中西文化教育协调合作与文明互鉴，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3

世界教育中心不仅是在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制度创新方面的集大成，还源于全球竞争中国家力量的消长，每一次的更替与生成，都有其特有的战略路径和教育体系作为支撑。观照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探索进程，要将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融为一体，以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目标，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教育推进力。

重要教育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并非任何单一要素的贡献，而是多元要素在多元网络系统中动态融合的结果。未来国际化竞争将取决于多模态协同创新的能力，因此，中国教育“走出去”并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必须坚守核心价值，瞄准教育强国目标；融通人类文明，破除文化教育壁垒；强化高校担当，提升世界教育话语权；贡献教育理念，硬实力与软实力兼顾；拓展制度路径，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践行包容互惠，构建世界教育共同体，多元辐射，真正实现融合性系统化地整体优化和协同发展。

教育强国是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国家教育能力，从国家内部服务于人的现代性增长和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需要，从外部表现在这个国家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都相当强。纵览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不是教育强国，同时也是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作为当今中国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融合本国文化传统和国际知识体系的重要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厚基础和强大助推器。

任何一种文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都理应得到尊重和理解，但绝不能凌驾于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之上。教育与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教育是民族的，具有政治属性，要坚守文化教育民族主义。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经验，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明确的价值立场，结合国情，注重教育的传承性、公平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核心价值作为新时代矢志不渝的追求，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是关键。我们拥有14亿中国人聚合的磅礴之力，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和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这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最大定力、最强基础和最好营养。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让每一个学生在拓展国际视野的同时拥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逐渐成为更多家庭对于现代先进教育的刚需和期待。坚定自己的教育文化之路，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破译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图谱中的“东方智慧”，探寻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基础，高举“中国魂”大旗，使之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最强大的“软实力”，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

在世界体系中发展文化教育本土主义，在任何时期都是一项基本战略。洋务运动时，左宗棠觉察到口岸航运这一新兴产业之于改善国计民生与国防的重要意义，口岸开放必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机遇，要尽快发展航运事业、培育航运人才，因而创办福州船政局，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各个国家时刻面临在国际交往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主权、竞争与合作等问题，必须坚守民族本源，坚持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自主。从世界体系中的文化教育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应培养具有民族情怀、创新精神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激发爱国情怀与民族责任感，为国家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撑，以便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民族国家的风采与力量。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教育领域常常被误解为“零和博弈”，其实不然。在全球背景下展开教育对话，以中国教育为出发点，比较世界各国教育，从中受启发、获新知、取经验，最后再落脚到中国未来教育。视野的广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抉择，中国教育“走出去”，世界教育“走进来”，融通人类文明，用发现的眼光看世界教育，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教育，增进对不同文化价值和教育模式的认识与理解，是世界教育中心建设的重要一环。

教育领域的融通，可以通过开展留学研学、举办国际教育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实现人、语言、文化自由流动。教育对话促进交流互鉴，发现教育的多种样貌，反过来照亮中国教育的国际化之路，有助于中国教育明晰当下的实践样态和未来走向。比如，芬兰教育跳出了习以为常的方式，以学生幸福感优先，课堂灵活度高，个性化强；德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新加坡受精英主义和“怕输”心态影响，“影子教育”更疯狂。在教育的比较互鉴中，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平视世界，学会以对话的形式，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能接受的思维方式，大步伐“走出去”，在国际舞台看得见中国的教育魅力。

同时，教育融通要注重涵盖不同层面与形式。从国际层面，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倡导的对话项目，关注其他国际区域如欧盟的“伊拉斯谟＋”计划，广泛拓宽全球视野，深化不同文化与教育的理解与合作。从国家层面，践行“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民心相融与民意相通。从民间层面，参与国际志愿者项目，组织中小学生研学交流。以长期主义为原则，不断创新教育交流的形式和内容，使其更加贴近当代中国教育的实际需求，更加有效地促进跨文化理解和教育融合。

当前，中国与159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了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这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开展了合作办学项目，这些项目通常涉及学分互认、联合学位、教师互访等，为学生提供了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和机会；在国外建设了23个鲁班工坊，为当地提供中国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2025年来华留学生人数预计将达到502417人。通过教育对话，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和产学研结合的发动机。教育强国与世界教育中心建设，高校是龙头，也是枢纽。通览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几大世界教育中心，高等教育体系发达，学术成就卓越，文化底蕴深厚，教育资源丰富，社会影响力强大，充分彰显了作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卓越地位和鲜明特色。纵观我国近代新思想的活跃传播及文化教育改革的实践样本，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再到中国现代科学的“孵化地”清华大学等高校，优秀大学始终是教育发展的中心场域，不断引领教育发展潮流。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比教育国际化更加宏大的历史使命和更加艰巨的时代责任，需要高等教育持续改革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提升高等学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能力。高校只有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与国家重大改革对接，将高等教育同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对接，在不断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同时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才能不辱时代使命和民族重托。一是加快构建高水平、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培养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一方面，推进、新医科、建设，加强内循环，培养复合型人才，切实提升本土人才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吸引世界优秀教师和学生到中国来，汇聚全球人才资源。二是加快原创性科学技术研究，提高科研显示度和话语权。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建立一流的科学研究中心，创建一流的实验室，力争取得突破性原创性成果。三是积极融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学者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不仅仅是专注本土问题，更要关注全球议题，积极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提高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可见度和影响力。

软实力是“让他者渴求你所想要结果”的重要能力，它根植于文化、政治价值和对外政策中。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理念的贡献不仅是提升国家教育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世界教育中心的有效策略。它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思想和社会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有助于国家获得更广泛的国际理解与认同，这是硬实力竞争所无法达到的。

我们仍然以可直接投入的器物与资源为主要内容载体，强调规模性和结构性输出，本质上依循一种经济的逻辑，即认为发展取决于资源的增长或资源使用的效率。基础设施、专业技术、财政投入及人力资源等直接投入器物与资源的硬实力的出海方式，初期是必要，但也是被动的，较难获得输入国的认同。做好教育输出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路径指向和政策保障，既能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又可以促进中国教育理念的国际传播。

扩大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影响力，必须尽快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兼顾。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世界人民一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产出一系列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传播中国情怀、中国智慧。在文化教育资源与技术走向世界的同时，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故事、中国理念及中国方案，以探寻更高层次的认同与理解，实现从“物质之文明国”向“人道之文明国”的夙愿。第一，中国知识国际化，提高认可度。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能够普遍演绎到其他制度与文化情境中的知识型内容载体，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传统教育思想，以及素质教育、教育优质均衡、创新创业教育等现代教育理念；总结可复制的教育模式，如中国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开发可共享的教育资源，如中国开发的在线课程、数字教材、教学案例等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全球开放共享。第二，中国教育品牌化，提高贡献度。培育特色教育项目，如汉语国际教育、中医药教育、武术教育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项目，可以吸引更多国际学生。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学术会议等，营造学术氛围，促进学术思想的碰撞与合作。培育教育成果，打造中国当代教育流派。培育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教育大师，制定教育标准和规范，提升中国教育贡献度。第三，讲好中国故事，推进知识分享。要求参与“中国教育走出去”的组织与个体更加自觉、系统、科学地传递中国经验，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讲述中国教育故事，在知识分享中，创新话语体系，加大传播力度，凸显中国教育的世界意义。

面对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国正加速融入全球格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规则制定，聚焦全球发展的重大议题，提升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朝重臣在传教士的帮助下，第一次利用《万国公法》中领海、主权等概念成功地处理外交纷争，彻底打破国人的认知，意识到国际法知识的运用比坚船利炮更有效。可见，具备国家意识、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教育复兴的有益经验，也是当代教育的重大命题。

全球治理进程所形成的组织体系和规范框架能够为“教育走出去”提供重要的制度路径。增强我国在全球重要教育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要打造以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人才输送机制和国际教育议程设置机制为主体的全球教育规则制定体系，进一步扩大向国际组织尤其是其重要职位的人员输送，提升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全球教育治理各类平台上的主导性。

基于人类社会共同愿景，积极融入世界主要国家、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二十国集团、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等，以及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等全球知名智库，都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行为主体，它们正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全球教育领域的治理过程之中。成为这些组织的规则制定者和参与者，把握协商与制定全球教育治理议程的机会，能有效彰显国家教育水平。

研究全球教育治理的规范框架。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教育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2030框架行动》等，为各国教育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参考。要深入剖析框架内容，充分探究分析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评估框架的实施效果，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分析各国在落实全球教育治理框架中的经验和挑战，总结成功案例；关注新兴议题与挑战，研究如何在现有框架下应对新兴教育挑战；探索框架的本土化路径，研究如何将全球教育治理的规范框架与本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制定符合国情的教育政策，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并在自身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治理现代化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抵御黑暗、抵达“自由人联合体”彼岸的伟大构想，极大地缩短了“自由人联合体”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助力人类实现自我解放事业的高度理论自觉与伟大实践智慧。世界教育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拼图，是世界教育中心建设的显著特征。我们要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教育哲学，增强共同体意识，构筑面向未来、面向全人类的教育新生态。

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增强“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全球影响力的前提。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的工具，而且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共生文明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通过跨文化课程、国际教育合作项目等组织方式，帮助学生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共性，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公民意识，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集体及个人福祉为核心目标，聚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理解和和平理念的公民，赋能个体，服务社会，推动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世界教育新秩序。

包容性发展是构建人类教育共同体的重要基础。要充分认识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其道路和模式的多样化是丰富全球教育的重要资源。教育政策和实践应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权益，尊重各国教育发展的多样性，促进教育公平。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还是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都应享有平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通过双语教育、文化融合课程等方式，帮助少数族裔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同时保留其独特的文化身份；通过特殊教育资源的配置，为残障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支持，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潜能。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应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通过知识共享、资源整合，将教育中心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最终形成可持续的互惠合作范式。推动国际学分互认、师资互聘，克服学术流动壁垒，形成“教研—人才—产业”协同发展的生态链。针对发展中国家技术短板，中国可输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同时吸纳当地传统知识体系，形成双向知识增值。鼓励校企跨国合作，以“订单式”人才培养对接全球产业需求。在共同应对全球教育挑战上，各国可以共同探索解决方案，携手推动全球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教育中心的建设是展望中国教育未来的瑰丽图景，也是展现大国实力的教育担当。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变革语境中的探索之路启示我们，由学习西方到中西融合再到走向世界教育中心的新跨越，必须充分挖掘中国式世界教育中心建设的丰厚意蕴和独特价值，在碰撞与交流中不断探索中国式世界教育中心建设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坚守发展的主体性、文化的根植性和拓展的包容性，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体系，充分发挥世界教育中心在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开创中国教育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新道路。

来源丨中国教育科学